夏日的阳光透过梧桐叶的缝隙，在石板路上投下斑驳的光影。我蹲在小区垃圾站旁，指尖触到那个被踩扁的易拉罐时，冰凉的金属表面还残留着前几日暴雨的潮气。这是今天捡到的第三十七个饮料瓶，塑料瓶盖在掌心转了半圈，最终被仔细拧下扔进分类箱。这个动作我重复了整整三年，从初中毕业到如今高三毕业，从青涩的少年到即将离校的青年，垃圾桶旁的这片方寸之地，早已成为我生命中最熟悉的课堂。

记得初二那年暑假，我在社区公告栏看到垃圾分类志愿者招募启事。报名表上"环保宣传员"几个字被雨水洇得发皱，报名人栏里歪歪扭扭写着"林小满"。那天傍晚，我攥着报名表在垃圾站守到闭园，看保洁阿姨把成筐的垃圾搬上三轮车。当看到几个空易拉罐被混进厨余垃圾时，我忽然意识到那些被随手丢弃的塑料瓶，正在以每天三百个的速度堆积成山。从那天起，我的书包侧袋永远插着两个透明收纳袋，一个装可回收物，另一个装需要清洗的玻璃瓶。

最初三个月是最艰难的。清晨五点半的垃圾站弥漫着发酵的酸腐味，露水浸透的塑料瓶在掌心打滑，常有晨练的老人用异样的目光打量这个"拾荒少女"。有次被醉汉泼了酒，湿透的校服在烈日下蒸腾出刺鼻气味，我蹲在路边用矿泉水清洗时，听见清洁工王叔说："丫头，这活儿比考试还难。"但当我把攒了半年的玻璃瓶换成数学竞赛奖金时，班主任在班会上展示我制作的"垃圾重生"手抄报，那些被标注着回收价值的饮料瓶在阳光下泛着珍珠般的光泽。

真正让我坚持下来的，是去年冬天在垃圾站发现的"时间胶囊"。褪色的玻璃瓶里装着十年前的旧报纸，泛黄的《新华日报》上记载着小区最初推行垃圾分类的倡议。那天我特意换上当年的红围巾，把新捡的二十个空瓶和当年的报纸放在一起。王叔用沾满污渍的手帮我系上围巾，说："这围巾比你的校服还旧，但每次看见它，就知道有人没放弃。"后来我才知道，这个垃圾站已经默默运转了十五年，每个季节都有新的志愿者加入，那些被我们清洗过的玻璃瓶，后来成了社区儿童手工课的材料。

高三冲刺阶段，我常在晚自习后绕道垃圾站。台灯将我的影子拉得很长，与分类箱的影子交错重叠。有次物理老师看见我蹲在垃圾站背公式，递给我两瓶冰镇可乐："喝完把瓶子送我，我帮你整理电磁感应的知识点。"那天我们坐在台阶上，用易拉罐拉环摆出麦克斯韦方程组，瓶身上的反光在草稿纸上投出流动的光斑。当最后一只空瓶被投入四号箱时，我忽然想起初中时在环保手册上看到的句子："每个塑料瓶里都住着一位未来的科学家。"

毕业典礼那天，我带着装满玻璃瓶的纸箱站在主席台侧幕。校长宣布环保社团成立时，台下响起潮水般的掌声。我举起那个贴满便利贴的收纳袋，每个贴纸上记录着三年间捡到的不同品牌瓶子的回收价值。当看到"林小满同学累计回收可回收物2.3吨"的电子屏数据时，王叔推了推老花镜，在台下举起当年的红围巾。阳光穿过礼堂的玻璃穹顶，在那些泛着金属光泽的瓶身上折射出细碎的光，仿佛无数个被重新赋予生命的星星。

此刻我站在大学录取通知书前，背包里还装着从火车站捡回的三个空瓶。手机屏幕亮起母亲发来的消息："王叔说你被环境工程系录取了，他特意去垃圾站买了束向日葵。"我望向窗外正在施工的垃圾分类智能站，塔吊正在吊装太阳能回收箱，蓝色金属板在阳光下泛着科技感的光泽。忽然明白，那些被我们弯腰拾起的，不仅是被遗弃的塑料瓶，更是一个时代对未来的温柔托举。